跨界太极学术 | 高玉：光焰与迷失:"80后"小说的价值与局限(二）

光焰与迷失：

“80后”小说的价值与局限（二）

高 玉

高玉：《光焰与迷失:"80后"小说的价值与局限》，《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10期

作者高玉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三

正如“80后”小说家蒋峰对“80后”文学的评价：“出众的才能是有的，但是根基都不是很深，写作上的漏洞显而易见”，【1】“80后”小说在文类、审美价值上获得巨大成绩，但它也存在各种问题，其中首要的问题是作品的思想深度以及社会价值、作用和意义有所局限或缺失。

传统文学往往强调文学的社会性、政治性，甚至自视为“经国之大业”，这很容易带来沉重和偏颇，而“80后”小说强调文学的“本体性”，让文学回到虚构、想象、情感、故事、语言、叙述本身，从而使文学变得轻松快乐。从补偿和纠偏的角度观之，“80后”小说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大大拓展了文学的娱乐和消遣功能。但同时也应看到，张扬文学的消遣娱乐和消费性不能以牺牲文学的思想内涵和社会作用为代价，文学在思想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文学对社会伦理道德风尚建设、对人的精神和心灵的健康和积极向上的作用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的，文学如果丧失了对人与社会思想和精神上的影响力，某种意义上也就丧失了文学的力量。相对而言，“80后”小说的社会性较薄弱，表现为：很多“80后”小说属于“经验写作”，表现生活本身而不指向其他意义，在思想内涵上不具有深度，对于生活缺乏价值判断，过分张扬个性和自由，社会责任意识匮乏。

在对现实和生活的理解与表达上，“80后”小说家表现出稚嫩的一面。在“80后”小说家中，韩寒被认为以思考的深刻、敏捷和尖锐见长。特别是当下的韩寒，杂文中的睿智、大胆、犀利，不仅同龄人中罕见，放在整个思想文化界也是十分突出的。但就小说而言，被通常认为是深刻的《三重门》在思想上恰恰是浅薄的，它最重要的特色是批判现行中学教育体制，更准确地说是批判中学应试教育。但从小说本身来看，它批判的恰恰是反对应试教育的素质教育，它所揭示或反映的都不是应试教育而恰恰是素质教育的问题。韩寒对学校教育的观点和态度尤其反映在他发表于《新民晚报》的《穿着棉袄洗澡》，文章最后的结论是：“现在教育的问题是没有人会一丝不挂去洗澡，但太多人正穿着棉袄在洗澡。”【2】韩寒把中学教育全面地学习语文、英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看做培养“全才”，这是明显的错误。中学教育是基础教育，一个人不管他以后从事什么专业和工作，这些都是必备的，它们不完全是知识问题，也是素养和思维问题，中学生乃至小学生都可以对某个问题或领域感兴趣，并进行专门研究，但不能因此而放弃基础知识的学习，放弃基本素质的培养。

春树

其他“80后”小说家也多是如此。如春树小说中的文字表现出巨大的疼痛、麻木、欢乐和残忍，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的否定和自我追求，在爱情、责任和道义上都有自己的内涵，但春树的内涵更多的是一种“半自传”，即直感地写自己的经历、情感，而缺乏有效的提炼，所以有人说春树“从不思考，只是感受”，【3】有人批评春树在众多作品中，“没有表现出任何强烈的追问意识，没有对生活的质疑，往往只是即兴的表达，或是把‘我’对生活的放任自流，把固执的个性，发挥到极端。”【4】正是在此意义上，春树的小说虽具有丰富的生活内容，但更多地只是普通的生活现象，而小说本身缺乏对生活本质的深度追问。

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启蒙”、“救国救民”和“个性解放”不同，与50年代文学的“崇高感”和“神圣使命感”不同，与新时期初期的反映社会现实、“干预生活”不同，也与80年代先锋小说的艺术探索和文学理想不同，“80后”小说写作大多是出于好玩、表现、发泄或倾诉，不仅不是“神圣”的，甚至是不“严肃”的。他们的写作不是为了揭示社会生活本质，他们的写作没有道德目的，不是为了教育人、感化人，他们虽然也写了道德和感人的故事，但不过是对“青春疼痛”的一种表现，是对他们自己校园生活的一种表达，并不存在价值判断。不能说“80后”小说所表达的内容不是社会生活，但多是中学生的情绪、幻想和想象，包括他们的困惑、思考以及经历，具有强烈的年龄特征，是高度个人化或个性化的，且局限于校园和家庭。这些内容当然具有代表性、典型性，但此代表性或典型性不是“80后”小说的有意追求，而是无意为之。如张悦然的小说虽有大量生活细节的描写，但小说的主要内容是想象的，有现实的形式而无其实质。张悦然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且语言极其华丽，画面优美，但她的小说缺乏思想深度，有人评价张悦然的小说：“以一个所谓的‘内心都市’为场景，由不可捉摸的自我情感延伸开来，制造出‘忧伤’的氛围与‘爱情’的纠缠。……之所以华美，是因为虚妄。”【5】这是有道理的。

反过来也可以说，因为虚妄，所以只能通过语言的华美来弥补，繁复的叙述和浓郁的抒情之下其实是思想的空洞。

有学者指出：“文学中的游戏心态，导致核心价值的消解与玩世不恭的游戏人生，从而放弃文学对于苦难、怜悯、爱心、善良、坚强、坚守、坚持等人生状态的关注。”【6】“80后”一代人也有他们的困惑、苦闷、压力和无奈，有人曾这样自我总结：“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不要钱；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不要钱。我们还没能工作的时候，工作也是分配的；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撞得头破血流才勉强找份饿不死人的工作做。当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配的；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却发现房子已经买不起了。”【7】但总体来说，“80后”小说家多是独生子女，生活上缺乏必要的磨难与挫折。苦难意识的缺乏和意志上的薄弱，使他们缺乏恒心和毅力，加之对文学的不严肃、不忠诚，因而很容易“叛变”文学。为钱写作，唯兴趣写作，缺乏理想、责任和信念，缺乏使命感和神圣感，缺乏社会责任和历史承担，这些都是“80后”小说的问题。

伦理道德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社会的基础。它也是文学的重要属性，几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文学力量”。甚至有学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学的产生最初完全是为了伦理和道德的目的，文学与艺术美的欣赏并不是文学艺术的主要目的，而是为其道德目的服务的。”“文学是因为人类伦理及道德情感或观念表达的需要而产生的。”【8】一直以来，中国文学在社会伦理道德的建设和演变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五四新文学运动一方面对封建伦理纲常思想、封建社会等级秩序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另一方面又提出了“立人”、“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思想，从而为破坏旧的落后的封建伦理道德体系和建立新的现代伦理道德体系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伦理改造的意义上完成了社会改造。具有强大的伦理道德力量，这是五四新文学的魅力经久不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此意义上，缺乏价值判断和是非标准的淡薄是“80后”小说的一个重要缺陷。也可以说，与中国现代文学、“十七年”文学以及新时期早期文学相比，“80后”小说的“文学力量”大大弱化了。“80后”小说家似乎没有“对”与“错”的判断和标准，他们描述叛逆和表达痛苦、迷惘与忧伤，但并不意味着对之肯定或否定，也不通过它揭示或反映什么，写作仅是一种对经历和经验的表达过程。春树明确表示，她只关心钱和小说的销量，所以其小说在价值观上总是与衣服、房子、汽车等物质追求联系在一起。张悦然的《红鞋》写得非常精致，但小说不论是开头、发展还是结束，都缺乏现实的参照。小说以一种诗性的笔触写杀人、写冷酷，缺乏道德维度上的节制。

李傻傻的《红Ｘ》同样缺乏道德感或者说社会责任感的观照，或者说是呈现为道德的消失和放纵。小说写了一个被学校和社会摈弃的不良少年沈生铁，他充满破坏的欲望，偷盗，杀人，在“性”上放纵、沉沦，简直是“无恶不作”，但他也有丰富的内心世界，有向往、憧憬、愤怒和苦闷等。小说叙述了他走向堕落的历程，其中描述了他内心的痛苦，但这种内心痛苦是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痛苦，而不是道德自省的痛苦。作者采取了一种“平视”的方式，既不同情和悲悯，也不谴责和批判，小说中的人物没有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而作者的“冷叙事”特别是面对道德伦理问题时的“冷酷”，让人感到震惊。写作技巧上的娴熟与老到、叙述上的冷静与节制、表达上的精彩与华丽以及对生活的敏感，都可看出作者的文学天赋，但文学不应只有这些，文学除了给人以艺术上的力量外，还要给人以精神上的力量。

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形态具有道德性，优秀的文学作品常常具有较强的道德感化力量，可以促进读者作道德上的自省和反思。维护社会在精神上的积极和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义务，在此意义上，小说必须有道德感和责任感，但“80后”小说普遍地把“暴力”和“恶”游戏化，这是十分有害的。“80后”小说一方面需要发扬其娱乐消遣性的长处，另一方面应避免其道德意识薄弱的短处。“80后”小说家需要加强社会意识、公民意识，需要更多的承担，不仅要为他们自己负责，也要为整个社会负责。事实上，笔者认为，伦理道德对于“80后”小说来说恰恰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与饱受内忧外患的现代作家相比，与历经磨难的当代作家相比，“80后”作家经历单纯，阅历尚浅，加上又生活在相对安逸的生活环境中，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和理解都很有限，所以他们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和表现不论是在复杂性上还是历史性上，和前辈作家都不可同日而语。但“80后”小说不能在生活上“深刻”，却可以在伦理道德上“深入”，人的伦理道德是一种社会规约，但同时也是源于人的天性或者说本性，对它的感受和体会相对不受阅历的影响。相反，年轻人对善恶和好坏具有天生的敏感，他们的内心世界可能更为丰富。对于爱情、友谊、亲情、同情，他们的理解可能会不同于中老年人，但感受的程度并不一定见低。所以，年轻人很难写出“史诗”式的作品，但却可以写出伦理题材的杰作，《雷雨》就是一例。曹禺写作《雷雨》时才23岁，对于一个23岁的年轻人来说，即使天资聪颖，也很难说对社会生活已有非常深刻的认识，《雷雨》的成功显然不是生活的深刻，而是对伦理困惑的反映和表现，契合了现代人的心理。【9】曹禺不可复制，但《雷雨》的成功经验对“80后”小说创作应有所启示。

“80后”小说家已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在小说文类上，在校园文学、青春文学的写作上，他们具有很大的开创性，对中国当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有贡献。对于“80后”小说，笔者充满信心，相信这一代人会产生文学大家，甚至可能群星灿烂。

但目前的“80后”小说家毕竟还年轻，在社会阅历、思想、精神个性上都尚不成熟，总体上“80后”小说缺乏对社会和人生的深刻理解与思考，在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表现方面还很欠缺。“80后”小说在思想上追求个性，这是值得提倡的，但追求个性与承担社会责任并不矛盾，五四新文学比其他任何时期的中国文学都强调人的独立、自由、个性、生命意识、自我尊严、精神解放等，但其又比其他任何时期的中国文学更强调民族、国家、社会的责任和道德义务。

四

“80后”小说在形式上的局限和迷失也是十分明显的，这主要表现在文学技巧的贫乏上。“80后”小说家对文学缺乏理想与崇敬，缺乏诚挚的热爱与执著。他们没有充分的文学积累，在文学技巧上缺乏必要的训练，写作上不是很严谨，作品未进行精心的构思和打磨，因而作品显得粗糙，语言、结构、风格等常有前后不统一的矛盾之处，存在不少缺憾。

新概念作文大赛

与中学语文教育改革，特别是与“新概念作文大赛”之间的密切关系，一定程度上决定了“80后”小说的特点和定位。随着语文观念的改变，当代中学生的作文写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文学化，经过进一步打磨和包装后便成了文学，进而再市场化、专业化，便有了中国当代文学的“80后”现象。实际上，不少“80后”小说多介于“作文”与“文学”之间。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们是一种新作文，一种具有文学性的作文，“作文性”实际上深刻地说明了“80后”小说在文学精神和文学技巧上的不成熟。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以往的作家多是因为热爱文学而走上写作道路，他们在写作之前已有广泛的阅读，从思想到艺术上都对文学有着很深的理解。可以说，他们的写作建立在强烈的艺术冲动的基础上，也建立在深厚的文学素养的基础上。“80后”小说则是建立在中学生作文的基础上，与课外阅读有关，很多人是意外地闯入文学世界，写作前未经必要的文学训练和积累，成名后写作也不过是他们的兴趣和爱好而已。李海洋说：“参加第六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之前，我对文学没有什么概念，最多就是喜欢读点书，参加‘新概念’让我走上了写作这条路。”金瑞锋说：“最早写小说，完全是抱着玩玩的态度的，没有想得很多，根本没有考虑过其他问题。”吕晶说：“最初的写作没有任何目的，纯属写着玩。”肖水说：“对于我来说，写作永远是一种工具，它和我们生活中谋生的工具具有某种可比较的性质。”“写作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绝不是最主要的部分。”朱古力则把写作看成“证明自己的一种方式”。【10】水格说：“写作是一件平常的事，跟你去打球，看电影或者上街拣垃圾一样，都是爱好，当它成为职业以后也只是一个工作。”麻宁说她的写作目的“就是抒发心情……也是为了记录自己成长的脚步和青春的感悟”。【11】普通的“80后”小说家如此，顶级的“80后”小说家如韩寒和郭敬明亦然。郭敬明说：“写作是我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我会写，可能会靠这个带来利益。但我不可能把它看成是自己谋生的手段。它只是我的兴趣和爱好。”【12】韩寒说：“文学决不是我的第一梦想，我的第一梦想是去西藏，第二是去草原，第三是去兴安岭。文学是第几十，我也不知道。”【13】以一种率性、自由、轻松的态度对待文学，不受传统文学观念和写作方式的束缚，这是“80后”小说的优势之一。但这种随意的态度具有双面性，处理得好就是个性突出，处理不好则是轻率甚至轻狂。而正是在后一种意义上，“80后”小说整体上表现得并不成熟。对一般人而言，当然可以“玩”文学，也可以把写作当成工具，甚至可以将文学置于生活中极次要的地位。但对有志于文学事业的作家来说，这是很不严肃的态度，因为优秀文学尤其是伟大文学必须有深刻的思想与高尚的境界。

在传统的文学体制中，通向“作家”之路是一个艰辛而痛苦的漫长过程，很多著名作家在成名前经历过无数次失败。此过程本身既是意志的训练，也是毅力的体现。在传统的文学体制中，作家要非常执著，要经过反复的艰苦探索，所以传统作家对文学往往是极其真挚和忠诚的，文学是他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决不会随便放弃；文学在他们那里是高贵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相信文学承载着重大的社会责任，认为自己需承担一种历史使命。“80后”小说则大为不同，由于网络是其重要平台，作者通往“写手”的“过程”十分简单便捷，只要写作并贴到网上即可，文学殿堂对他们来说几乎不设任何“门槛”。通向文学之路对他们而言轻而易举，无需艰辛、失败、痛苦，也无需坚持与毅力。所以，“80后”小说家与传统小说家的文学态度迥乎不同，文学在他们那里是随便的，是一种娱乐和消遣，是情感的表达和发泄，是才气的展示，文学构不成事业，不是生命性的，当然也就不用虔诚，更不会为它献身。

“80后”小说家对大师、经典以及文学的伟大性、神圣性、创造性、事业性等缺乏正确的理解，在他们那里，伟大的作家、经典的作品似乎是简单而容易的。《最后的盛典》是一本“80后”小说选集，其封面上如此宣称：“挑战世界文坛最高峰”、“冲刺诺贝尔”。这当然可视作“80后”小说家的一种自信，但事实上这种豪言是没有根据的，抛开商业炒作的因素外，也充分说明他们在文学认识上还十分幼稚、天真甚至无知。

反叛是“80后”小说的重要特点之一。艺术上的反传统，思想和行为上的叛逆，包括对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的叛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青年时期正是人生的叛逆时期。一方面，这种叛逆给“80后”小说带来了很多突破，特别是艺术形式上的突破，某种意义上叛逆也是一种创造。但另一方面，“80后”小说的反叛也有众多局限，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缺乏建设性，价值观上体现出迷茫甚至虚无。

叛逆具有非常强烈的年龄特征，正如保守往往是老年人的特征，叛逆是少年青春期的重要特征，过了这个年龄，大多数叛逆的孩子都会走上正常，回归正统，当然，正统也会接受叛逆的某些方面，从而形成新的正统，社会就是这样在不断的叛逆和回归中向前发展。文学也是如此，新的文学总是以叛逆的姿态登场，最初常常是不被认同，但只要社会和读者认同，它最终会被接受，被纳入文学的大家庭，并被予以一个适当的位置，也即最终会与主流文学合流，从而形成新的主流。“80后”小说从异路上杀出来，最初表现出对文坛强烈的不满与轻视甚至不屑，现在则已有与主流文坛合流的趋势，越来越具有正统性。叛逆本身不是一种价值观，正面的文学必须有自己的价值观，“80后”小说以一种叛逆的姿态出现是可以的，但它进一步发展还需要有自己的价值观。反叛只是手段，并不是目的，某种意义上“80后”小说完成了文学观念上的“破”，但它要完成中国文学的历史使命最终还是要靠“立”，即靠建设。

除了在文学观念和思想上的叛逆及迷茫外，有的“80后”小说家则在学习、模仿与革新、创造上陷于迷失状态。

中学生的作文具有“学习性”。喜欢某个作家或某种风格的作家，并对之进行模仿，这是中学生提高作文能力非常有效的途径和手段。在文学创作中向前人学习是合理的，所有的优秀文学作品都不是自天而降，而是已有文学经验的延伸，伟大的作家都是“学习”的高手、优秀的“继承”者。汪曾祺说：“一个作家形成自己的风格大体要经过三个阶段：一、摹仿；二、摆脱；三、自成一家。初学写作者，几乎无一例外，要经过摹仿的阶段。”【15】许多大师级的作家都有过模仿的经历，如马尔克斯模仿过福克纳，卡尔维诺模仿过博尔赫斯，林语堂模仿过曹雪芹。20世纪80年代，马原、洪峰、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北村等先锋作家其实也是在模仿和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基础上成熟起来的。早在二千多年前，亚理斯多德就曾说过：“一般说来，诗的起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禽兽的分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模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摹仿得来的），人对于摹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16】模仿是人的本性，也是文学的本性。人不仅模仿自然和生活，也模仿艺术本身，模仿能够给人带来快乐，对于文学来说，模仿是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

模仿不是贬意词，它和“学习”同义，完全不同于抄袭和剽窃。抄袭和剽窃是采取卑劣的手段，把别人的成果据为己有，是对文学的亵渎，而学习和模仿则是“继承”，是对优秀文学作品表示敬意。问题的关键是，模仿毕竟只是创作的初级阶段，文学创作要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还必须在模仿和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走自己的路。当然，这是一个痛苦而艰难的过程，美国文论家布鲁姆称之为“影响的焦虑”。【17】“80后”小说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涌现了一批重要的作家和作品，有些作品正在进入经典的行列，但整体上还处于“模仿的快乐”阶段，正在向“影响的焦虑”转变。事实上，在“80后”小说的一些重要作家和作品中，“学习”和“模仿”总是若隐若现，《三重门》令人联想到《围城》和李敖，《幻城》让人看到日本漫画《圣传》的影子。《红Ｘ》明显有《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痕迹，胡坚则明显受到王小波的影响，小饭似乎刻意地学习了卡夫卡、残雪和苏童。张悦然的小说《红鞋》明显受法国导演吕克·贝松编剧和执导的好莱坞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的影响；《樱桃之远》中提及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薇若妮卡的双重生命》，其实，《樱桃之远》就是该故事的衍生。有人把孙睿的《草样年华》和石康的《晃晃悠悠》进行比较，发现二者在人称、主题、故事情节上都非常相近，在细节上也有很多相似之处。【18】这种“相似”正是“80后”小说在艺术上不成熟的一个重要表现。

文学和作文具有本质区别。文学最大的特点是创造，在学习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学习不是追求“形似”，而是精神上的承续，创新也不是形式上的“差异”，而是精神上的拓展。对于“80后”小说来说，在艺术精神和风格上创新并最终自成一家，是其目前面临的艰巨任务。

在语言上，“80后”小说在追求语言新奇、陌生化的同时，也存在不合语法规范、用词不准确或者词不达意、文句不通等问题。春树的《红孩子》在写作上是散文笔法，结构非常自由，但明显缺乏精雕细琢，如用词不够准确、不连贯、首尾缺乏必要的照应等，显然有欠斟酌。郜元宝曾分析郭敬明《爵迹》的语言问题，认为其小说开头的三段话全是不通的，“用语不当、臃肿杂沓、模棱两可、盲目的一次性景物描写，看来只为显示语言的丰富和诗意，但这个目的并未达到，倒是暴露了作者只顾陈列不知安排、只顾炫耀不懂含蓄、只顾堆砌不知选择的暴发户的恶趣味。”【19】

“80后”小说清新活泼、自由潇洒、不受拘束，这是它的优点所在，但正因为“门槛”低，它作文性强，在写作上不够严谨，存在着思维、结构、逻辑和语言等方面的众多问题。总之，“80后”小说要更有作为，还需精益求精，需要艺术上的反复锤炼，需要更深入的沉潜。“80后”一代人要产生文学大家，担当起时代和民族文学的大任，前路漫漫。

“80后”小说家最初的特征主要是“少年”，但在今天，年龄已不再是其特别之处。“80后”和非“80后”的区别越来越少，且这种区别越来越无意义。未来，“80后”的内涵更应是美学意义上的而非代际意义上的，他们不只是代表一代人，更应代表中国文学。“80后”小说家在创作上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他们需要有更宏伟的目标，需要更高尚的人格修养和雄厚的知识修养，需要有为文学而献身的精神和勇气，需要有承载人类痛苦和孤独的能力。“80后”作家所丰富的现代媒体化写作以及市场化文学机制等，已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和品质，随着“80后”文学的发展，这种影响将更为深远。期待“80后”小说家不仅创造一代人的文学的辉煌，也创造整个中国文学的辉煌。

【注释】

【1】 王光明：《诗：聆听与言说》，《面向新诗的问题》，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302页。

【2】 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新民丛报》第10号，1902年6月。

【3】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70页。

【4】 朱自清：《鲁迅先生的中国语文观》，《朱自清全集》第3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8年，第174—175页。

【5】 冯文炳：《谈新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6页。

【6】 朱自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导言”，第3页。

【7】 欧阳骏鹏：《现代诗歌语言研究的基本路径》，《湖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8】 朱光潜：《文学与语文（下）——文言、白话与欧化》，《朱光潜全集》第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50页。

【9】 胡适：《尝试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四版自序”。

【10】 王泽龙、王雪松：《中国现代诗歌节奏内涵论析》，《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

【11】 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305页。

【12】 康白情：《新诗底我见》，《少年中国》第1卷第９期，1920年3月15日。

【13】 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3页。

【14】 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28页。

【15】 葛兆光：《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4页。

【16】 朱自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第2页。

【17】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第113页。

【18】 唐湜：《论意象》，《新意度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第11页。

【19】 冯文炳：《谈新诗》，第24—25页。

【20】 唐湜：《忆诗人穆旦———纪念穆旦逝世十周年》，杜运燮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纪念诗人翻译家穆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4页。

【21】 袁可嘉：《诗人穆旦的位置———纪念穆旦逝世十周年》，杜运燮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纪念诗人翻译家穆旦》，第11、15页。

【22】 程抱一：《中国诗画语言研究》，涂卫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页。

【23】 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17、6页。

【24】 邢福义编：《现代汉语》，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74页。

【25】 孙绍振：《论新诗的民族传统和外来影响———新诗基础论之二》，《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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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婉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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